巍巍大别山麓，层峦叠嶂，钟灵毓秀。绿水青山孕育了淳朴的山民，也涌现出了诸多文化名人和思想技艺。

      刘钟奇先生是一位岐黄圣手，他生于1914年农历4月，是霍山县单龙寺乡人，其父刘厚田以营药起家，乡声素著。1931年参加革命的皖西名中医徐大桂先生为避追捕，隐匿在刘家。17岁的刘钟奇便拜徐大桂先生为师，潜心学医，积极钻研，随师出诊。学医五年，深得老师的学术精髓。

     徐大桂先生对刘钟奇的聪慧认真颇为满意，于是介绍给全国知名中医秦伯未，并由其推荐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插班二年级，是秦伯未的学生。

     在此期间淞沪会战突然爆发，年轻的刘钟奇眼看着日军军舰涌入长江，上海陷入战火中。面对山河破碎，民众遭到日军肆意屠杀，刚刚学有所成的刘钟奇心绪难宁，不愿留在日战区成为亡国奴，于是便辗转返回家乡霍山县。

     抗战的烽烟紧随其后，中华大地哀鸿遍野，日寇步步进逼，所到之处，罄竹难书。看着沿途国人的凄惨，日寇的狂妄，刘钟奇心中悲愤，虽然对国家的未来感到迷茫，但充斥者决绝。1938年入秋，他回到家后，首先去拜谒之前为其介绍引路的老师徐大桂。

     他骑着骡马赶到了老师家，和老师讲述了自己在上海的学习经历，以及日寇入侵后的事宜。提及日寇的凶残和国战的失利，刘钟奇愤慨中不禁多次叹息,言称国既灭必赴死。

     看着他对屠杀失败惨状久久不能释怀，虽然徐大桂老师对战阵之事不甚熟悉，但通过阴阳转化和易经之理跟他阐述：世事均会遵循一个此消彼长的道理。日寇虽强，但中国底蕴深厚，此时不同古往，民族意识觉醒，全国抗战兴起，日寇倒行逆施只会激起更多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寇的惨无人道，定会遭到反噬。

     听到老师的讲述，刘钟奇心情稍稍开解，但总有些意难平：眼下日寇打到了霍山，仍在山外肆虐，老百姓都往山里面跑，日军随时可能进犯山区，所到之处攻无不克，几乎未尝一败。从老师那回家的路上，他心事重重，担忧焦虑萦绕心头。突然，前面有人一路循山而上，跑着报喜讯：进山的日本鬼子被打败了！刘钟奇先是一喜，又将信将疑，立刻快马加鞭，来到了事发之地——鹿吐石铺。

     只见深邃的山坳里整整齐齐的铺满了拖到一起的日寇尸体，日寇的脚都是光着的，盖因为他们脚上的靴子和皮鞋被愤怒的中国军人脱下来分给逃难的贫困老百姓了。看着满地的尸首和血腥的战场，刘钟奇没有感到残酷或者害怕。因为在回家的路途中，他见到太多日寇扫荡后的血腥扫荡的场面。反而这次他觉得心情有些释怀了，近一年的阴翳一扫而空。想起之前徐大桂老师的话，他顿时觉得自己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他既然身为一名医生，为国为民就从悬壶济世，诊治乡梓的疾患开始吧。即便他日奔赴战阵，也可先救治伤兵，再握枪拼命不迟。

     自此之后，刘钟奇便开业行医，济世活人。他尊重同道，提携后学，爱护患者，心堪“割骨”。当年交通不便，遇到行动困难，不能前来就诊的病人，刘钟奇就前往“出诊”。他经常晚上出诊，夜间赶回，为的是不想耽误白天给其他病人看病的时间。他常常骑着骡马或者驴牛出诊，为的是来去快捷，有时甚至日行百里。那些远道而来的患者看了病，赶不上回归的车马，他便一一为之安排：或留家中住，或供给饭食。刘钟奇不仅善于内外妇儿各科，还特别对清代吴氏温病学研究颇深，伤科接骨、针灸推拿莫不得心应手。甚至治疗精神疾病也有独到经验：病因为“郁”，病机为“壅”，治则为“疏”。对于疑难杂症也有很多经方和单方，刘钟奇先生手到擒来，屡建奇效。例如用“张三丰伐木丸”治疗“黄肿病”、“豆淋酒”治疗“破伤风”等。

     刘钟奇特别擅长望诊、切诊并用。患者进门不用赘述，他边观其气色边切脉象，然后反述患者症状和感觉，进而解释患者所患疾病，接着便开出方剂以为治疗，效果显著，令人称奇。经常把将死之人从鬼门关拉回，犹如神医扁鹊。至于孕妇切脉断男女，疑难切脉定病机，甚至病重弥留定逝时都丝毫不差。

     记得有一次刘钟奇出诊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一户贫困农家用草席裹着一个人抬了出来，他一问，得知这个人病重，气息渐弱，家人觉得难以为继，准备抬出来等会置办丧事。刘钟奇打开草席看了一下，便为之切脉诊断，接着就在农户家四周找草药和配方，调剂之后给病人服下。然后把这单方告知家属：不用花钱买药，按时服用，病人当会痊愈。几月后，他出诊路过问起，家人不胜感激，说病人已下田干农活去了。

     又一次，他的大徒弟金学庆重病在家不能起，他便前往救治，刚切了脉，他大皱其眉，便考校随之出诊的徒弟朱景常是什么脉，朱景常切脉后，答“当是七怪脉中的屋漏脉”，他点点头叹口气，顿时潸然泪下，人们问怎么回事，他便说“七怪一行医休下药”。结果没过五分钟，金学庆便气绝身亡。面对救不了的大徒弟，他每每想起，不禁老泪纵横，耿耿不能于怀。

     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让刘钟奇先生很快远近闻名，不单是本地，金寨、岳西、六安、合肥、淮南每天都有人来找他看病，还要抽空给江苏、四川、香港甚至美国的问病索方者回信。他每病细诊，用心处方。在他的心目中，医疗是一件拯救苍生的高尚事业，不是谋权获利的行当，大医精诚是一种追求，一个理想，一道正气，一派风骨。

     刘钟奇先生与安徽名中医张笑平、皖西名医张琼林、吴婧环交往甚密，切磋学术。张琼林先生认为：刘先生大多靠望诊、切诊断病，不合圭臬。先生则大笑言：既然望诊、切诊已能断症治病，何须教条于四诊之框架？刘钟奇先生妙手之高绝可见一斑。

     他亲授弟子十余人，呕心沥血，因材施教，出师后都成为各处医疗骨干，家中长子刘大赋、家侄刘琳、孙刘正旺、孙婿吴长青、外孙张晓松等均在医林耕耘，皆有医名。其中刘大赋、刘琳、徒弟朱景常均为副主任中医师，享誉盛名；徒弟金正大、柯立新业务和管理兼擅；而金正大、金绍明父子与刘大赋、吴长青翁婿同属师门也是一段佳话。1981年以后刘钟奇为其先师皖西名老中医徐大桂老先生遗著搜集整理，一边指导整理小组的杜兆雄整理书稿，一边进行理论讲解，使其获益良多，更是一段传奇。

     刘钟奇先生后来一直在单龙寺医院从事基层诊疗工作，1982年升为主治中医师，1987年12月晋升为中医副主任医师。历任霍山二至五届人大代表，八至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医协会会员，六安地区中医学会理事，霍山县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只惜1992年6月27日（农历4月28日）上午9时刘钟奇先生不幸仙逝，实为医界憾事。